2025年12月10日，NTSB（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）主席珍妮弗·霍曼迪（Jennifer Homendy）用“可耻（Shameful）”一词猛烈抨击NDAA（国防授权法案），这是一次罕见的、跨越行政边界的体制性宣战。

在系统工程的哲学高度，这并非简单的规则之争，而是“高可靠性组织理论”与军队主权逻辑的剧烈碰撞。霍曼迪的愤怒，代表了基于数据理性的民航安全体系，对五角大楼那种基于“特权与保密”的旧世界逻辑的生理性排斥。在华盛顿特区这个全球最拥挤、最敏感的空域，军队试图通过立法保留“隐身特权”，本质上是在人为制造信息不对称的熵增。

非合作目标的致命黑箱

为什么五角大楼要极力反对ADS-B（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）？ 表面理由是OPSEC（作战安全）——军队需要“像打仗一样训练”，这意味着要在关闭应答机的情况下飞行，以免暴露位置。

但在“正常事故理论”的视角下，这是一种病态的紧耦合缺陷：

血的教训： 2025年1月的PSA航空与“黑鹰”直升机相撞事故（67人遇难），已经证明了在繁忙空域中存在“非合作目标”是何等致命。那架没有广播位置的黑鹰，对于PSA的飞行员来说，就是一枚隐形的巡航导弹。

技术倒退： ADS-B是现代空管的“神经末梢”。NDAA试图回滚这一规则，实际上是在要求民航客机在21世纪的数字化空域中，倒退回二战时期的“目视搜索与避让”法则。这不仅是技术上的无知，更是对概率论的蔑视。

主权豁免的隐形成本

运用“利益穿透”法则，我们看到的是立法博弈背后的成本算计：

五角大楼（主权者）： 装备ADS-B不仅意味着要花钱改装成千上万架老旧直升机，更意味着要向FAA（联邦航空局）让渡“指挥控制权”。对于习惯了自我监管的军队来说，接受民用标准的监控是一种权力的贬值。他们在NDAA中植入“后门”条款，是为了维护这种“主权豁免”的廉价便利。

民航业与保险商（受害者）： 泰德·克鲁兹（Ted Cruz）和参议院商业委员会的介入，并非仅出于良知，而是因为系统性风险已经高到无法承保。如果华盛顿上空的军机继续“静默飞行”，每一次起降都是在玩俄罗斯轮盘赌。

立法拉锯： “Rotor Act”（旋翼机法案）试图封堵漏洞，而NDAA试图将其合法化。这是一场关于“谁拥有空域真理”的争夺——是基于透明数据的FAA，还是基于保密特权的五角大楼？

未来预判与启示：混合空域的灰犀牛

NTSB的愤怒可能无法阻止NDAA的通过，因为国家安全的叙事往往压倒公共安全。但这种胜利是短视的。

未来，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种防御性的空域隔离——民航系统会将所有未广播ADS-B信号的目标视为“潜在敌对目标”而自动触发规避，这将导致DC空域的效率雪崩式下降。

这一事件给全球空域管理者敲响了警钟：低空经济与军事活动的融合，不能建立在“特权”之上。在无人机和eVTOL即将填满天空的时代，任何一个“数字黑洞”（不广播位置的飞行器）都将成为引发系统崩溃的蝴蝶翅膀。安全，必须建立在绝对的透明度之上，没有任何制服可以享有物理定律的豁免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