樊小菊：日本政治趋于极端化的表现

冷战结束后，日本政治趋于保守，右翼保守势力逐渐占据政治权力中枢，并将其思想主张不断转化为具体政策和行动。

推行历史修正主义，撕裂和平发展共识。在右翼势力推动下，历史修正主义史观在日本大行其道。这一史观对内表现为否认日本的侵略、殖民历史和战争罪行，使日本国民摆脱战败带来的耻辱感，重塑民族“自豪感”；对外表现为向国际社会传播“日本也是受害者”的叙事，注重对美国和欧洲国家表演和解，而对中、韩等亚洲国家寻求历史正义的主张则采取漠视、抵制乃至对抗的态度。在修正主义史观指导下，右翼势力推动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，否定东京审判正义性、合法性；篡改日本历史教科书，美化侵略历史，弱化日本青年近现代史教育；打压进步媒体和有正义感的学者，削弱和平主义舆论声势。受此影响，日本战后长期奉行的“重经济、轻军备”的稳健路线不再是政治共识，强军扩武的右翼路线逐渐占据主流，并得到多数民众支持。日本共同社近期民调显示，超过60%的受访日本人支持高市早苗增加防卫预算。

掏空和平宪法根基，加速摆脱“战后体制”束缚。二战后，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，美国对日本进行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造，其核心是出台和平宪法。该宪法第九条规定“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”，故日本国防力量称自卫队而非军队。支撑“自卫”概念的支柱有两个：一是“自”，即日本的自卫队只能保护本国，不能到海外行使武力；另一个是“卫”，即只能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能使用防卫力量，且限定在自卫所需的最小限度内，平时维持的防卫力量也必须限定在自卫所需的最小限度内。日本政府在此基础上承诺遵守的“专守防卫”原则、“无核三原则”、“武器出口三原则”等，成为使日本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制度保障。右翼势力为谋求政治、军事大国地位，一直推动日本摆脱这些制度束缚。2015年安倍晋三政府强行推动国会通过新法案，规定与日本“有密切关系的他国”遭受武力攻击时，若被认定构成日本的“存亡危机事态”，日本便可行使集体自卫权。这一条款从根本上突破了“专守防卫”原则，实际上推倒了对自卫队约束的第一大支柱。2022年底，岸田文雄政府通过新版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》等3份安保政策文件，谋求获得“对敌基地攻击能力”，第二大支柱也彻底倒塌。高市早苗一上台，即表明要修改“无核三原则”、解除武器出口限制、设立国家情报局等。以上种种言行表明，日本已经接近实质性掏空和平宪法，即将摆脱“战后体制”的束缚。

捏造渲染外部威胁，图谋实现重新武装。长期以来，日本右翼势力视国内和平主义思潮为迈向所谓“军事大国”的主要障碍，将之污称为“和平痴呆症”，对其大张挞伐。同时，大肆捏造、渲染外部威胁，制造危机舆论，为建设军事大国进行国内动员。日本政府继而将这些右翼观点写入《防卫白皮书》、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》等重要官方文件，并通过媒体营造日本安全环境空前恶化的舆论氛围，为推行强军扩武政策制造借口。高市早苗上台之后，将原计划2027财年防卫预算达到GDP的2%的目标提前完成，推动年度防卫费总额从2022财年的5.4万亿日元跃升到2025财年的11万亿日元，膨胀速度之快，令世人震惊。此外，日本还加紧发展和部署具备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的进攻性武器，防卫预算中超过三成被用于远程打击能力建设，这将使其可能再次成为真正具有对外攻击能力的“战争策源地”。

两股极端势力合流，极右主张加速落地。当今日本政坛，右翼民粹主义日益盛行，并与极端民族主义呈合流之势。一方面，过去作为“被排斥的极端”的日本右翼民粹势力，开始以美国右翼民粹主义为师，提出“日本人优先”的政治口号，矛头直指外国移民和经济全球化，话语权和政策影响力显著上升，摇身一变成为“被容忍甚至可依赖的政治力量”。2025年参议院选举中强势崛起的参政党，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该党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扩散反经济全球化、反精英的极端言论，吸引了大批对现状不满的群体。另一方面，从当代日本政治发展过程来看，极端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对于因战败受正义约束并急于恢复“正常国家”形态的日本来说，祭出极端民族主义大旗成为重要的政治手段。极端民族主义主张恢复战前国家意识形态，迎合日本部分选民迷恋“帝国荣耀”心理，并在网络上频频攻击中国、韩国等周边国家，制造和渲染各种“威胁论”。近期，高市内阁以所谓“国家安全”与“防范外国渗透”为借口，将制定反间谍法视为优先议程，并考虑仿照美国制定“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”，试图推动右翼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主张加速落地。

责任编辑：过博文